2020年全球CEO峰会圆桌论坛的主题是“迎接新常态,构想电子产业发展的新十年”,由ASPENCORE中国区主分析师Echo Zhao主持,特邀嘉宾包括:
圆桌论坛的话题和嘉宾精彩分享总结如下。
James Liu:我们讲新常态,其实包括疫情这个自然的灾害,已经经历了差不多快一年时间。对我们的行业特点来说,可能有国际政治问题,特别中美科技冷战,也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对疫情来讲,我看还没有触底。IMG是一个英国公司,在欧美那边,实际上疫情比较乐观的估计至少还得三个月,美国可能会更严重,要六个月以后才会好转。
徐辰: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发展都是有起伏,有高低,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应该是非常正常的。任何企业的发展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会“在振荡中前行”。思特威公司是2011年成立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受益于整个全球经济的恢复,我们公司也得到了发展,这也应了一句古话“不破不立”。这里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任何周期性的波动,我觉得对一个企业家来说,可能既是一个风险,更大的也是个机遇。只要做到认清方向或者是大局观,包括快速迭代、小步快跑,及时纠正自己的战略方向,需要有一个全球化的战略眼光,来应对它。就可以克服困难,取得企业本身的发展。
程泰毅:我个人觉得触底不一定是向上向下的过程,而是调整的过程。半导体是非常全球化的产业,全球化分工也非常细,疫情和地缘政治会对全球化带来一些挑战。但全球化的趋势不会改变,这是经济规律决定的。无论产业的危机或者健康的危机,可能会带来一些区域性的整合。这个过程中有些原来的方式会打破,有些会消失,但同时也会产生新的机会。这个调整的过程还在持续中,这是重新平衡的过程。
梁泉:虽然我自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但是目前的情况其实还是比较不好的,目前我判断还没有到达底部,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往下走,我觉得一两年都是短的。新冠问题不光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同时它还给居家办公的人可能造成心理上的影响。因为长期在家,可能家庭生活工作不分,在欧洲,或者美国现在大选造成内部的冲突,可能会让大家有更少的时间或者更难恢复到以前平稳工作的状态。
李俊朋:从华为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全球化的公司,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全球各地,我们经常也会开会,也会了解大家的情况,这个是新常态,疫情新常态,我认为也不是一个短期可以解决的事,因为大多数国家没有像中国一样把疫情控制住。第二个新常态就是数字化的新常态,疫情并不是对我们都是负面的冲击。原来我们去拜访客户,包括中东的客户、欧洲的客户,基本上以线下为主。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管是什么层次的,中层的、低层的、高层的,都接受电话会议的方式。我们有一款产品叫智慧屏,大家开会的时候可以在上面写东西,可以共享,可以远程开会,很方便。我认为通过疫情对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会激发大家对数字化的诉求,对于半导体行业、通信行业,以及互联网行业来说,它其实是一个促进作用,有可能会加快进行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过程。
李俊朋:“重构”就是数字化转型,其实我们的行业虽然从表面上来说是比较领先的电子产业或者信息产业,我们的数字化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从另外一面去看,金融和互联网行业的数字化做得更彻底。为什么呢?有个概念叫“云原生”企业。过去十年,像BAT、Facebook、谷歌发展这么快,他们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传统行业。从某些角度来讲,我们电子产业也已经算是传统行业了。我认为云原生企业的数字化是写在基因里面的。
总结一句话:数字化转型我们得从自身做起,从华为的角度来讲,我们也花了很多年做自己的数字化转型。无论你是特别领先,还是走在领先的路上,必须要面对数字化转型,我觉得这个数字化转型就是重构。
James Liu:对我们做IP的,因为半导体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技术,而且是很关键的技术,疫情对我们直接的影响确实关系不是很大。但是疫情给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我们在技术的发展方向,可能会是一个蛮大的影响。人工智能也好,汽车的自动驾驶方向也好,物联网也好,云计算算力也好,这些都跟GPU关系很大,我们公司的核心技术就是GPU。
我们虽然是一家英国公司,但是在2017年被中资背景的基金全资收购了。我们目前所有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专利,完全是英国的,至少在目前的政治竞争之下,跟中美没有关系,也就是对中国的市场和客户以及合作伙伴,我们没有任何障碍。
如果要说重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战略,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积极地在中国打造我们的生态。我们有非常明确的战略,要在中国落实我们的研发能力,不仅是我们现在对客户的技术支持和市场的能力,还要去落实研发能力,也要把这个技术争取在中国市场生根、开花结果。更重要的是要在中国半导体行业里面,跟整个产业链形成强力的战略合作伙伴方式,来形成本地的生态。
梁泉: IP是基础,如果芯片公司是饭馆,我们可能就柴米油盐,给他们提供基础设施。今年的ARM,包括ARM中国,我们都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边界,从自己以前擅长的领域,扩展到AIoT领域,像我们自己开发的周易AI平台、星辰处理器,还有安全嵌入式解决方案。
同时ARM在全球范围内也在往云端走,很多企业都在围绕高性能的云端IP,大核IP去做自己的定制或者通用处理器。我们希望用这样一个姿态回应市场需求,只有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让更多客户开好他们的饭馆,我们的生意也会更好。
徐辰:谈到重构,因为现在只是经历了一些短暂的波折,这个可能短短一年两年之内应该会恢复平静。我们来看十年来,全球半导体大的发展趋势,这个可能跟重构话题有关联。现在国内只能提供15%的芯片供应量,但整个需求量是超过50%,有这样一个大的差别在。我觉得这是本土半导体行业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能够抓住这个时机取得快速发展。
另外一个趋势就是本土系统公司的成长,为我们芯片行业提供了一些高端芯片的定制化需求。比如,我们是做图象传感器的,我们的产品方向是机器视觉,我们跟深圳一家做无人机的公司有很多业务上的沟通,他们需要有一些定制化的芯片,提供一些特殊的高端需求,比如室内定位、自动避障、手势识别等等。他们直接提出了芯片定制的需求,我们针对这些需求设计出了一系列机器视觉的高端产品。、
程泰毅:我们今天讨论的新常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目前的危机,自然危机和政治危机带来的影响。半导体这个行业在过去几十年都是非常全球化的,我觉得这些冲击,其实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全球化的合作、全球化的竞争。智能化的时代才刚刚开始,这对全球化的行业和企业都是一个很大的机会,这个机会可能比新常态的机会来得更大一些。在新的智能化机会面前,本土化公司有新的产品、新的需求出来,是在早期就可以参与的。而且这个参与还是通过全球化的合作和全球化的IP、全球化的工具、供应链去完成的,这是我们面临更大的机会。
James Liu:所谓机遇点,对于我们公司来讲,比较肯定的就是中国。全球化我们肯定要坚持,一直要坚持合作开放的态度。但现在科技竞争也是明显存在的事实,也就是我们本土核心技术的发展,研发的投入,特别是在半导体这一块,这个提供给我们非常难得的,想象空间很大的机遇。整个社会是信息社会,而信息的基础是电子和半导体。所以今后十年或者多少年的发展,不管将来的社会成什么形态,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讲,电子或者半导体行业,它将来成长的时间和空间都是很大。
徐辰:我觉得国内半导体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点,但还是要冷静对待,就是不要过热。
对一个创业公司或者创业者来说,大家觉得之前十年所有公司都已经呈一定的规模,对新的创业者是否还有足够的机会?我个人感觉现在是第二波,非常好的一个创业时机点,因为这些大公司,想要继续扩充自己的业务,包括新技术,现在正好是一个收购新团队、新市场非常好的时机点。我是非常看好中国在硬件方面的成绩和能力,包括芯片设计,就像德国人比较擅长做汽车,日本人擅长做一些技术材料,跟国际上的朋友们还是一个全球化的分工合作关系,而不是一个竞争对手。我们还是要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跟合作伙伴不断的沟通交流,慢慢地能够更好地融入到这个健康的全球化半导体发展的大潮当中,这样中国的企业也会受到很大的收益。
程泰毅:我对未来五年的发展还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数据化、智能化带来很多需求,包括数据中心、传输、智能物联网,这里面包括存储、传感器的需求是非常乐观的、非常大的。有多快的速度取决于技术和需求处在相对匹配的程度是健康的,如果发展超过了需求,会出现泡沫,如果太过滞后,可能满足不了。我觉得未来就是让所有满足安全舒适的手段变得更有效率,所以这是最根本不变的需求。
梁泉:过去ARM技术核心的优势是在移动、IoT,但我们看到现在在新兴领域里面,不管是AIoT还是大计算领域,云端芯片、边缘测,中国都是这个领域最活跃的市场。在AIoT领域,我们觉得定制化或者细分的市场需求可能是非常好的机会,我们也非常鼓励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出来,跟大家去合作,去做这些市场。另一个领域就是在大计算,巨头公司应该承担这里面的责任,去真正把一些核心技术从原来的业务再到核心技术的掌握做起来。所以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有很多的机会,我们也会全力支持这方面产业的发展和拓展。
李俊朋:从短期来说,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但从长期来说,未来十年会是风起云涌的十年,会是革命性的十年。从过去十年来讲,我们很快就要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了,就是大家所说的各种技术的集合,AIoT、各种IP、半导体,最终是实现一个智能革命,我们会进入一个智能的社会。所以我们内部也做了一个分析,我们认为到2030年人类应该会初步进入智能社会,我们也总结了智能社会有哪些特征,可能也是一些机会,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哪些变化。
第一个就是从政府的层面,我们会有一个“以人为本”的数字政府。从经济的层面来说,我们认为“泛劳动力”会成为一个大趋势,通过智能机器、机械臂、机器人,未来算劳动力的时候,要把这些劳动力算进去。中国也是一样,我们首先人口很多,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提高人的技能,可能再配合智能机器的生产力,整个生产力会大大提升。
从社会层面来说,我们喊了这么多年的社会公平,会被技术实现,我们叫“数字公平”。这里面举两个例子,就是教育公平和医疗公平。再讲文化方面,我们认为十年后,或者更远的时候,人类的工作重心不再是物质创新了,人类从繁重的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之后干什么呢?就是创造精神财富。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那部分,将会成为我们的重点。
最后从环境的层面来讲,我们认为这么多技术共同使用,比如5G、AI、云这些技术共同使用,能让我们人类第一次有可能去控制地球的新陈代谢,我们整个的环境也有可能会变得更友好。